季宇：《群山呼啸》，以家族史写民族史
本文根据作者在“《清明》读书会暨季宇《群山呼啸》分享会”上的发言整理
《群山呼啸》是我今年初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这本书前后写了三年多，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工作室推出来，《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一月号也选载了。对我来说，是完成了一个心愿。因为我一直想写一写大别山，这个愿望终于完成了。为了这本书，我多次去大别山采访，也查找了很多资料。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来自大别山的书。
现在，这本书写出来了。对我而言，关于这本书，其实并没有很多要讲的。因为要讲的我都写在书里了。书中很多故事都来自大别山。可以说，大别山的故事给了我很多启发。
当然，文学与历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大别山历史非常独特也非常丰富。写作过程中，我感到一个难度就是面对如此博大的红色遗产和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更好地讲好故事，表达主题。
我考虑最多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如何从小切口表现大历史。
这部小说时间跨度很大，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些重要的节点都贯穿其中，如果正面写，肯定不讨好，也难以下手。因此，我想到了以家族入手。
小说设计了贺、卫两大家族，以大别山红色历史为背景，通过几代人的命运浮沉，折射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特别是通过贺家几代人，讴歌了一代中国人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家国情怀。
故事主线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纵贯半个世纪，以贺、卫两大家族的恩怨兴衰为线索，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大历史的变迁，勾勒出革命战争年代的世间百态，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图景。这样以小见大，举重若轻，效果较好。
《群山呼啸》作者、著名作家 季宇
众所周知，家是中国人的根，一个家族，一个宗祠，这就是所谓的社稷。与此同时，家与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礼记》中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我们常说家国天下。一个家族的发展和精神形成，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民族的影响，反过来，家族也是国家、民族的缩影。家族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家族的爱恨情仇，有时离不开时代，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可分割，特别是当民族危难到来时更是如此。
小说中，贺家由于一宗轰动朝野的灭门案，与卫家反目成仇，当大革命的巨浪涌来时，两个家族的较量实际上已上升为国仇家恨，变成了两大阵营的较量。在构思时，我以大别山红色历史为背景，通过贺家几代人的血腥历史和命运浮沉，折射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再现了大别山作为红军策源地的悲壮历史，讴歌了一代中国人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家国情怀。
小说中着重塑造了爷爷贺文贤，大伯贺廷勇、小姑爷爷龚雨峰，以及郑先滔、史先生、费伊蓉等数十位人物形象，表现了他们在革命道路上艰难跋涉，百折不挠，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始终坚定革命信念，不忘初心，为理想而战。
通过家族这个切口，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深入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内涵的同时，把红色历史与家族历史有机结合，通过个体命运来展示中国历史进程的变化，更好地塑造人物。小说把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些重要的节点都贯穿其中，就是希望通过家族这个小的切口打开国家民族这个更广阔的视野。小说写到了几代人的挣扎、坚守和奋斗，也是国家民族苦难和辉煌的写照。
以家族史写民族史，并非我的创造。这种由来已久。远的不说，如《红楼梦》；现当代有《家》《春》《秋》《四世同堂》《白鹿原》等。国外同样也有不少，像《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等，都是写家族，或以家族为写作对象。在东方观念里，血缘家族占据极高的地位，这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点。家是社会最小的单位，如果放大了就是国，所以我们常说家国天下，家与国紧密相连。所谓家族、宗祠、社稷，中国人的根就在这里。
我对家族小说一直很感兴趣，曾经写过《新安家族》《当铺》等小说和影视作品，关注的都是家族。那么，在创作红色题材作品时能否引进家族元素呢？我觉得同样可以。从技术上说，通过家族入手，也可以从宏大的历史中找到切口。
电视剧《新安家族》剧照 季宇编剧
在大别山采访时，很多红军战士，或牺牲的烈士都来自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有的家族是几代人都投身革命，有的一家几十口全被敌人杀害，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给了我启发。我在小说中写了爷爷、大伯、小姑爷爷，还有太爷爷、太叔爷等等，前后三代人，通过他们经历的血腥历史和命运浮沉，折射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找到个体命运和家国命运的连接点，这正是我想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族史也是民族史的缩影。
第二，如何更好地讲好故事，表现主题。
有道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所有的故事都是别人讲过的。但同样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讲法。因此，故事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写。我写这篇小说时，如果说做了一点努力的话，那就是：打破线性结构，多角度表现人物。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长篇小说的结构非常重要。最常见的线性结构，从开头到结尾，按时间顺序，按部就班地写下去。但这种结构也有局限，不利于展开空间，不利于充分表现人物。所以，我开始写了一部分后，又把它推翻了，决定采取一些改变，即打破了线性结构，采用块面结构，即以人物为主，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全书三十四章，每章都以一个人物为主，故事的讲述呈多视角，众声喧哗，最后合流归一。初看时，可能有些散，但这种结构以人物为单元，有利于集中笔墨塑造人物。
有评论称，这样的结构，让多位主人公轮番登场，从各个侧面来讲述故事，好像多声部合唱，众声喧哗，相互烘托，最后形成一部丰富的多层次的交响乐章。我觉得这个写法非常适合我需要表达的意图。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了数十个人物，但着重塑造的是“爷爷”和“大伯”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两代人，最后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设计上我有些考虑。两者的区别在于，“我爷爷”贺文贤，由于家族血案，被迫投身革命，参加辛亥起义，推反满清王朝。但民国建立后，他的希望却破灭了。在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中，他看不到前途。但在共产党人郑先滔的引导下，他逐步走出困境，重新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后参加八路军，投入抗战洪流。他代表的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义革命转变的一代人。他们这代人为了寻找救国之路，经历了迷惘、彷徨、挫折和失败，走过种种弯路，但最终找到正确的救国之路。
小说另一条线是“我大伯”贺廷勇，他是新民主义革命的代表。在学校读书时受到地下党组织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之后报考武汉军校，参加我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大别山暴动，组建红军，经受了敌人残酷的“围剿”。在红军长征后，他和战友们坚守大别山，使红旗屹立不倒。尽管遇到了种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包括爱人牺牲，女儿失踪等，他始终坚定革命信念。通过他诠释大别山作为“两源两地”的伟大历程和艰苦斗争，讴歌忠诚、信仰和牺牲精神。
在小说中，我对大伯和费伯母花了不少笔墨。他们之间经历了生死之恋，悲情之恋。他们一起上学，一起投奔武汉军校，一起参加广州起义，又一起经历了大别山游击战争的生死考验。由于费伊蓉被捕，使故事变得一波三折，迷雾重重，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这是小说唯一写到的爱情，通过他们的爱情，我想表现的仍然仍是一个主旨，那就是人物的忠诚和理想，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坚守信念，初心不改。在这个人物身上，我是倾注了感情。因为他们是大别山精神的代表。
季宇先生为《群山呼啸》读者签字留念
在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值得一提，那就是我的小姑爷爷龚雨峰。龚雨峰是富家子弟，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足智多谋，忍辱负重，长期潜伏，就连我爷爷贺文贤，还有家族的其他成员，包括他的夫人，都对此毫不知情，直到最后新八十二军决定投敌时，他送出关键情报，使局势化险为夷，大家这时才知道他原来就是代号飞鹰的地下党员。
当然，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小说中还写到根据地屡遭敌人偷袭，先后发生枫树湾和黄龙洞遭袭事件，损失惨重，后来发现是内部出了奸细。这个奸细是谁？排查工作十分艰难。“我大伯母”费伊蓉因此受到牵连，最后在突围中牺牲，孩子也下落不明。这些情节具有一定的谍战色彩，但我真正用意是为了塑造人物，使故事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好看。
此外，小说以第一人物完成叙事，也是做过考虑的。以前我的小说多是第三称，有时也用第二人称，但较少。近几年来，不知什么原因，我开始喜欢上了第一人称的写法。我觉得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与读者有一种亲近感，好像与读者面对面的谈话，可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历史有许多谜，家族史也如此。这部小说是以探索家族史的方式结构故事，仿佛探秘一样，第一人物的视角也便于叙述。因为第一人物有许多限制性，可以留下空白，一步步地深入，拨开迷雾，还原真相。从叙述技巧上说，有很大的好处。
本文根据11月2日“《清明》读书会暨季宇《群山呼啸》分享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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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宇 《群山呼啸》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内容简介——
大别山腹地的古城，一起惊天大案让贺、卫两家深陷其中，反目成仇。此时大革命的巨浪袭来，各方力量乘势而起，你死我活。两大家族的子孙或主动从戎，或被裹挟其中。权力、金钱和爱情，忠诚、信念和追求，红色暴动，军阀割据，日寇入侵，腥风血雨的家族争斗背后，是民族的危难与痛楚。随着红色风暴席卷群山，一场承载了国恨家仇的较量在这片沧桑的土地上拉开了帷幕……
作者简介——
季宇，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曾任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省政府参事，一级作家。著有《新安家族》《淮军四十年》《段祺瑞传》《共和，1911》《猎头》《当铺》《最后的电波》《金斗街八号》等。
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星光奖、飞天奖、金鹰奖、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和安徽社科文艺奖等。长篇小说《新安家族》被译介为德文出版。由其担任编剧的49集电视连续剧《新安家族》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根据《当铺》改编的电影《家丑》获北京第二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